第七章 北京政局的变化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独自控制了北京政权,但因连年征战,财政困难,致社会动荡,加上灾荒频发,“匪祸”四起,甚而影响到对外关系。工人运动随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兴起后,当其不利于军阀统治时,吴佩孚也不再高唱“保护劳工”的论调,下令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酿成血案,更暴露了军阀统治的本来面目。直系内部围绕总统选举等问题,争斗不已,政潮频发,曹锟不惜采用驱逐黎元洪、贿买选票的方法出任大总统,结果却造成直系贿选之恶名,大大不利于直系的统治,同时也使民国法统在贿选与政潮的冲击下基础动摇。孙中山一直坚持进行北伐统一,但却屡遭挫折,然其并不灰心,开始思考新的革命道路,重启革命征程。民国政治的发展之路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第一节 直系当政时期的社会动荡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派系相争,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亦无力处理各种既存社会问题,更遑论考虑社会发展之长远规划。第一次直奉战后的形势仍然如此,直系醉心于“武力统一”与“最高问题”,北京政府内部尚且动荡不已,更无暇顾及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与动荡依旧。1920—1921年,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陕西连逢大旱,灾区逾300县,灾民多达2500余万人,死亡50余万人,可谓哀鸿遍野,亟待救济。据估计,直隶成灾有92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32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本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殍满地,无疫者亦染成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一),376、388—39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由于北京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力,使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一般性的动荡之外,更突出表现为兵变与匪祸之频仍。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以养兵为头等大事,所谓兵多势众,自然是以枪杆子治天下的军阀所信奉之“真理”。其时中国并无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为强迫拉夫,或为自愿投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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