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提到中国古代文人，大家就会想象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秀才在书童的陪伴下爬山涉水，进京赶考；科考得中，秀才成了状元；峨冠博带的状元披红带花，荣归故里??
广西贡院有幅对联写道：“十年寒窗诵四书言五经习六艺只为龙门一跃，三考得志官七品威八面谒九尊全因河鲤重生。”历朝历代，相沿成习，文人们趋之若鹜地竞奔在仕途上，乐而不疲。似乎做官从政，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成了文人自我价值的唯一实现形式。
“学而优则仕”根深蒂固的思想枷锁
孔门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于是有了“头悬梁，锥刺骨”，有了“凿壁借光”，有了“映雪囊萤”。十年寒窗，学富五车，就是为了换个官当。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似乎就未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得心应手地创作着美仑美奂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苦苦地追求着“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为文人的头上戴上了一顶光环，并不一定能为他们追求政治理想锦上添花；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却常常是文人们创作文学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于是，文人们在追求中苦闷、彷徨，在创作中自娱、欢欣。
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在如愿以偿的少数文人中，最终因政绩卓著而堪称政治家者，寥若晨星。在仕途上艰辛跋涉，政绩平平者则所在多有。只有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身在朝廷，却心在文学。他们和那些仕数不遇、壮志难酬的绝大多数文人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种瓜得豆”地在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收获着成绩和希望。
当然也有例外，《庄子·秋水》篇里讲了一个故事，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做丞相，庄子打算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来意不善，想和自己争夺相位，竟派人搜拿庄子。庄子见到惠施后，对他说，鹞鹰得到一只臭老鼠，惟恐鵷鶵(yuān chú）相夺，殊不知鵷鶵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从不把臭老鼠当美食的。鵷鶵毕竟是神鸟，庄子毕竟是神人，红尘中的文人总得吃喝拉撒睡，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多数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官职当臭老鼠。虽然后世不少文人也常引用这个典故以示自己敝屣功名、品行高洁，却总让人觉得矫情，颇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仕途失意乃有传世名篇吗
文人的悲哀正在于这种“种瓜得豆”的不对称性。这又怨得了谁呢？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文人对文学的追求不足以为“稻粱谋”，生存的需要使得文人的“种瓜得豆”成为难以规避的宿命。于是，文学家、诗人的一生注定是与苦难、煎熬相伴的一生。 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排比句，常为人征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也是在受“宫刑”之后，隐忍苟活，创作出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大凡青史留名的文人，多有“得咎”于政治而成就于文学的经历。
司马迁之后，文人们继续拥挤在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撒着政治的种，却结着文学的果。曹植贵为皇子，竟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来自骨肉同胞的迫害。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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