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
黄蕾
胡汉分汉是十六国时期政治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以往人们往往仅从概念上做出简单的结论，把它视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产物，这不仅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公正的。那么胡汉分治的内容如何，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否是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产物，在十六国史上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需要给予回答。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和同行。
一、胡汉分汉的内容
所谓胡汉分治，亦称民族分治，是统治者对胡人和汉人采取不同的统治办法，即分而治之十六国时期存在胡汉分治，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它是其时诸国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政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皇帝、单于二名号同时存在；第二，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管理胡人的机构，即两套机构同时存在。
皇帝同时称单于，早在十六国的第一个建国者匈奴人刘渊就已经开始了。晋惠帝永安元年，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建国，首先自黎大单于，接着自称汉王，永嘉二年刘渊称皇帝后，仍黎大单于，直到晚年，才把大单于之名号授以他的儿子刘聪。
众所周知，单于之名号来源于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刘渊首先自称大单于，无疑是企图恢复祖辈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刘渊并非仅仅要做匈奴最高统治者而起兵，因为，他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受过良好教育，精通经史兵法，又与西晋上层统治集团有很深的联系，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激烈争夺中，他清楚地看到西晋统治已是日落西山，岌岌可危。所以，他决心起兵，企图代晋自立。他曾这样表白：“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唯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他还预料，起兵的结果是“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所以，刘渊集大单于、皇帝于一身，意味着他不仅是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汉人的最高统治者，具有双重性。
但是，自刘渊晚年把大单于授与他的儿子刘聪以后，一直到晚赵国灭亡，皇帝再不同时称大单于，而是把这一名号授予皇太子。如刘聪即位后，授予皇太弟刘义，刘义被诛后，即授予自己的儿子刘粲。刘曜时，亦是授予皇太子刘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已无文字可证。推而论之，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随着汉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国家事务繁剧，皇帝已无力兼做大单于之事；一是皇帝为了提高其继承人的地位，而把大单于之号授予皇太子。
匈奴贵族建立的汉国、前赵国同时存在皇帝、大单于两名号，在形式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本来单于之名号即来源于匈奴。但是，继汉国以后诸族所建的国家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制度。羯人石勒称赵王时，身兼大单于之职，称帝后，则以世子石弘为大单于；鲜卑人慕容皝称燕王时，同时称大单于，其子慕容慕容儁即燕王们仍称大单于；氐人苻健建立前秦时，自称天王、大单于，旋称帝后，便将大单于之名号授予其子苻苌；羌人姚苌建立后秦时，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鲜卑乞伏国仁建立西秦时，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其继承者乞伏乾归等都身兼大单于之名号；鲜卑秃发乌孤建立南凉时，自称大单于、西平王；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国时，自称天王、单于。如此等等，说明十六国暑期诸国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基本上是同时称大单于或将大单于之名号授予皇太子。
十六国时期诸国这种皇帝与大单于两名号同时并存的事实，说明了它决不是匈奴社会制度的残留，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诸国推行的一种特殊政策。关于这一点，石虎、张宾、张敬等在拥戴石勒上疏中一语道破了天机。
“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巨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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