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評論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第五十期（2015）No.50 頁49-70
學術論文
解放軍的現代化與戰略文化：「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與解釋架構 Moderniz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Strategic Culture: Strategic Thought and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of “Active Defense”
林挺生Ting-Sheng Lin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Quebec at Montreal
摘要 / Abstract
戰略文化指涉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一個戰略社群所分享的關於武力運用與軍事制度角色的一組具有一致性與延續性的觀念整體。戰略文化不是因果關係中的獨立變項，而是幫助我們理解戰略選擇偏好的意義脈絡。本文嘗試以戰略文化的分析架構，對當代中國的積極防禦軍事準則提供一個歷史性的詮釋。由第十世紀北宋初年與遼國的軍事衝突中，我們找到積極防禦完整的歷史記述。到了毛澤東論述革命戰爭與對日抗戰的軍事文獻中，以積極防禦為核心的人民戰爭，成為解放軍的重要軍事信念。鄧小平進一步將積極防禦提升到國家大戰略的高度，成為和平與發展的國策。積極防禦並非消極的去軍事化，相反地，人民解放軍解決台灣問題的
急迫性，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而加劇。中國海軍過去二十年來的現代化，以及近海積極防禦的軍事準則，並非要成為擴張主義的進攻型海軍，而是以解決台灣問題、達成主權完整為終極目的。
Strategic culture can be conceived as a coherent and persistent entity of ideas, in a given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shared by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regard to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and the role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culture is not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but a context of meaning that helps us understanding the preference of strategic choice. Using strategic culture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tries to apply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a’s military doctrine: Active Defense. We find some valuable historiographical records about Active Defense from the early Song’s military struggles with Liao Dynasty during the 10th century. Mao Zedong’s writings about People’s War, dur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war and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make Active Defense one of the central believ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ng Xiaoping raises Active Defense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terms it as Peace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Active Defense does not mean de-militariz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pressure to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increases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accelerates. The PLA Navy’s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and its Near Sea Active Defense doctrine, have no intention to become an expansionist offensive navy, but to reunify Taiwan and achieve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關鍵字：戰略文化、區域安全、積極防禦、海權、軍事戰略、人民解放軍 Keywords：Strategic Culture, Regional Security, Active Defense, Sea
Power, Military Strateg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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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文革動亂後，重新掌權的鄧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中，通過了意義重大的改革開放政策。自此中國走上面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道路，並透過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三十五年過去，中國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在2013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最大的國家。1
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也讓中國具備了加強軍事實力的必要條件。然而，經濟實力轉換為軍事實力的過程，遠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者所宣稱的，是一種必然而單向的線性發展。簡單地對物質實力進行統計，並不能增加我們對事實的理解；即使在實力相近的情況下（如1970年代的美國與蘇聯），不同的安全實體之間也常常顯示出不同的戰略偏好。2本文嘗試使用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分析架構，來為中國三十餘年來的國防現代化（尤其是解放軍海軍方面），提供一個歷史性的理解脈絡（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3我們將先對戰略文化研究的發展做一個簡短的回顧，指出不同研究取向之間的主要差異；接下來以歷史的視角討論「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戰略傳統的案例，並以此為基礎來重新詮釋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戰略思想。最後，圍繞著「積極防禦」這個主要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我們嘗試為二十一世紀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建構一個以戰略文化為內涵的理解脈絡。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3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情況〉，
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405/20140500570675.shtml。
2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6, No.2 (1981), pp.21-47.
3 Colin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1999),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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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戰略文化研究的發展
Jack Snyder首先使用了「戰略文化」這個概念，來分析冷戰時期美蘇兩大軍事強權之間的戰略偏好差異。對Snyder而言，戰略文化是由戰略共同體之間共享的信念、對感情的制約，以及行為模式等構成的整體。4做為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Snyder並未質疑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平衡等現實主義的理論預設，他的貢獻是為戰略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具有歷史性（historicité）的分析性工具。Colin Gray則從對美國的研究出發，認為歷史經驗形塑了美國關於武力運用的思維模式和信念，並對核武戰略的選擇產生影響。5
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Bradley Klein為代表的戰略學者開拓了全新的研究取向，轉而強調戰略文化是政治菁英操縱戰略事務決策過程的工具。Klein強調，美國對外宣稱的戰略，事實上是決策菁英為了消除潛在對手，使自己的政策方案被接受，而製造出的具有文化語言意涵的工具。6這一學派在戰略研究的對象上與先前的典範背道而馳，不再將國家視為承載戰略文化的主體，而是將焦點集中於國家範圍之內的階級關係。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這個被Alastair Ian Johnston（江憶恩）分類為「第二代戰略文化學者」的研究取向，與之前「第一代」與稍後「第三代」的實證主義色彩大相逕庭。7取而代之的是1980年代「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anism）的影響，尤其是Robert Cox對霸權概念的重構，也4
5 Jack Snyder, op. cit., p.8.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p.22.
6 Bradly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4, No.2 (1988), pp.133-148. 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5-18.我們認為江憶恩以世代來區分戰略文化研究的方式並不適切，應該以認識論的差異來分類，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加以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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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帶有更多批判性的意涵。8
至於江憶恩自稱的「第三代」學者，則從1990年代開始，在對前兩代研究成果加以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以因果關係為方法主軸的實證主義理論體系。Jeffrey Legro研究二戰期間英美德三個國家的戰爭行為如何受到「非正式」的軍事組織文化的影響，強調必須以戰略文化這個「軟」變項來補充過去以結構、國際權力分配等「硬」變項來解釋武力運用偏好的不足。9Elizabeth Kier從分析文化與軍事準則之間的關係著手，試圖證明法國的軍事組織文化對兩次大戰之間採取了防禦性的軍事準則具有因果解釋的效力。10而江憶恩本人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則是這個學派的經典之作（雖然他本人不使用「學派」的說法，而是以「世代」來指稱）。11江憶恩是從探討戰略文化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出發展開其理論建構的，目的在於糾正前代研究者「不科學」的決定論傾向。對他而言，首先要能證明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分析對象中，存在一致或近似的核心典範及戰略偏好次序，否則戰略文化即不存在。如果戰略文化存在，則需要進一步考察決策者的戰略論述與行為是否一致，並符合戰略文化的偏好次序，以確定戰略文化對實際決策產生的影響。12
《文化現實主義》的實證分析是以中國的古典文本與明代的朝臣奏議，配合實際記載的戰爭史實為主要材料。江憶恩首先指出，源自孔孟老墨與孫子的，是一組視戰爭為不祥之器的理想主義核心典範，暴力是維護8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9 Jeffery Legro, “Culture and Prefer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1 (1996), pp.118-137;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4 (1994), pp.108-142. 10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1995), pp.65-93.
11 Johnston, op. cit., pp.5-22.
12 Ibid., pp.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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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安全的最後手段。13他緊接著提到，中國歷史上同時存在一組與西方現實主義傳統近似的典範，如《武經七書》中所呈現的：戰爭無法避免，而且頻繁地發生；敵人總是試圖挑戰我方的利益；這種恆常存在的威脅只能通過優勢武力加以消滅。正是這一組典範形塑了江憶恩所謂的「備戰」（parabellum）現實主義戰略文化的核心。他發現，在《武經七書》中，關於進攻性、先發制人的戰略偏好排序上，顯示出較高的一致性；和解與外交手段居於次要的地位。從明代的歷史文獻來分析，也證明了明代戰略行為是與這組備戰現實主義的戰略文化一致的。14
江憶恩的理論建構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但也招致嚴厲的批評。較為中肯且具理論深度的質疑，首先來自Colin Gray。Gray並非從根本上反對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基礎，他本人也保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傾向，而是質疑江憶恩將「文化」與「行為」武斷地切割以求建立兩者之間因果關係檢驗的可行性。對Gray而言，戰略行為是戰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將兩者分開研究，然後確定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並測量影響的程度。15Iver Neumann與Henrikki Heikka將Gray的論點進一步發揮，強調如果將戰略文化視為獨立變項，就等於宣稱戰略行為不是戰略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此一來，如何可能在特定戰略文化脈絡之外，對戰略行為的「意義」加以詮釋？16從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的工具論觀點出發來看江憶恩的研究，Stéphane Roussel與David Morin提到，當戰略文化成為一種足以主導戰略偏好選擇的意識形態時，本身就應該成為被分析的對象，來幫助我們瞭解使特定戰略文化定於一尊的過程中，各種社會力量的複雜互動。17 Ibid., pp.61-69.
Ibid., pp.69-108; 175-215; 242-247.
15 Colin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p.56
16 Iver Neumann and Henrikki Heikka, “Grand Strategy, Strategic Culture, Practice: The Social Roots of Nordic States Strateg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40, No.1 (2005), pp.6-8.
17 Stéphane Roussel et David Morin, “Les multiples incarnations de la culture stratégique et les débats qu’elles suscitent,” in Stéphane Roussel ed, Culture stratégique et politique de défense :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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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戰略文化的歷史視角
在進入實證分析之前，為戰略文化下一個基本的定義是必要的。在本文中，戰略文化指涉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一個戰略社群所分享的關於武力運用與軍事制度角色的一組具有一致性與延續性的觀念整體。戰略文化不是因果關係中的獨立變項，而是幫助我們理解戰略選擇偏好的「意義脈絡」。戰略文化不僅指涉系統性的思想，也包括行為規範、身份認同、社會慣習與軍事準則。戰略文化研究的主要議題有以下幾點：文化的要素（價值觀、身份認同與行為規範）如何介入戰略目標與手段的界定？如何介入戰略政策的制定？政策形成之後如何反過來昇華成一種文化或傳統（軍事準則），對未來的政策制定產生影響？18在下文中，我們將分析對象限定在軍事準則的範疇之內，目的在於維持研究主線的一致性，而非將其它文化內容（如軍事組織文化）刻意排除在外。
何謂「軍事準則」？Barry Posen指出，軍事準則是國家安全政策或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關鍵要素。大戰略是連結政治與軍事、手段與目的的中介，是一個國家如何最佳地建構自身安全的理論。Posen用軍事準則這個辭彙來指稱大戰略中明確涉及軍事手段的部份，其要旨在確定可用的手段，並規定手段使用的方式與優先次序。19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準則以「積極防禦」為核心概念。1956年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制定了新中國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根據當時的戰略形勢，「主要的戰略方向是東南沿海（1969年以後是東北、華北），主要戰爭形態是全面反侵略戰爭和大規模局部戰爭，主要戰爭形式是人民戰爭，通過持久戰，逐步消耗敵人優勢力量，化被動為主動，經過戰略防禦、相L’expérience canadienne (Montréal : Athéna éditions, 2007), p.38.
18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 19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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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到戰略反攻並取得勝利。」20「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經常以並列的方式出現，來代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華，可說是中共中央與解放軍相關文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
在中國歷史上，至晚在第十世紀的北宋初年，就能發現明確地以積極防禦為軍事準則的實例。根據曾瑞龍的研究，北宋初期對遼朝，中期對西夏，都採取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曾所使用的是「彈性防禦」一詞）。22唐朝中葉，契丹人在東北崛起，漸次擴張勢力，控制了整個東北和蒙古大草原地區。901年，耶律阿保機整合契丹各部，利用唐朝中衰、藩鎮割據的混亂形勢，迅速擴大實力而成為中國北方最強大的遊牧民族政權。907年唐朝覆亡，朱全忠建立後梁，揭開五代十國的序幕。 936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起兵，在契丹軍事介入之下建立了後晉政權，依約將「燕雲十六州」割讓與遼國，自此華北門戶洞開。所謂燕雲十六州，即今日北京、大同及其近鄰地區。由於長城所倚恃的燕山山脈落入遼人手中，北方防線被認為無險可守。23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是為宋太祖。北宋太祖太宗兩朝，除成功消滅十國割據政權外，一直將收復燕雲十六州視為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任務。宋初對收復燕雲的規劃，受到承繼自五代時期的「野戰取向」很大的影響。亦即不重視堅固防禦工事據點的建立，而偏好以強大的機動武力伺機殲滅遼軍。因此曾瑞龍將這種強調攫取戰場主動性的取向視之為「彈性防禦」（也就是本文中的20 王均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防軍隊建設道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3-4。
21 請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解放軍八十年大事記：1927-200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譚一青、袁德金，《軍事家毛澤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岳嵐，《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劉繼賢、張全啟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22 曾瑞龍，《經略幽燕》；《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23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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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防禦），而與「前沿防禦」（forward defense）及「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區別開來。24
Posen曾經將所謂軍事準則分為以下三大類：進攻性（offensive），防禦性（defensive），與威懾性（deterrent）。25防禦性軍事準則之內，可再細分為積極（彈性）防禦，前沿防禦，與縱深防禦。26戰略文化在上述兩個層次內不同形式與策略的抉擇過程中，扮演著與物質要素同等重要的角色。前沿防禦的目標，是將敵人阻拒於國門之外，保衛國土不受敵軍侵犯。因此它要求將大量兵力集中於前沿陣地，結果是易使兵力過度分散。設若敵人能集中兵力於一處加以突破，便可接著進行縱深突進，切斷守軍補給而導致全線崩潰。中國與古羅馬的長城，兩次大戰之間法國沿德法邊境修建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都是前沿防禦的經典例子。27縱深防禦則不將主力配置於前沿，而是建立國境之內的防禦縱深，使敵人在向國內腹地推進時遭受持續的抵抗。28這種持續的抵抗具強大的心理效用：對敵人而言，可產生極大的精神壓力，可能改變敵人對入侵行動的事前評估；對於本國人民而言，由於戰事直接發生在眼前，因此較可能對人民進行組織以共同抵抗入侵者，毛澤東的持久戰／人民戰爭就是以這個思考為基礎發展的。29積極（彈性）防禦與直接保衛領土的概念不同，它是以擊敗敵軍為目的。「彈性防禦在戰役法上的特點是以一支能迅速調動的野戰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36-39 ; 45 ; 217-241。
25 Posen, op. cit., pp.14-15.
26 關於防禦戰略三種形式的分析，請參考：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13-214;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pp.106-116; Eva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8, No.4 (2014), pp.126-127.
28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14-215;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pp.127-145.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266-35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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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為核心，尋找敵軍入侵時暴露的破綻加以反擊，其具體手段包括迂迴、遮斷（interdiction）、夾擊、包圍等」。30
曾瑞龍認為，五代以來對遼戰爭展現強烈的野戰取向，可能與五代軍隊中存在一定數量的沙陀人和其他各族胡人有關。這些出身遊牧民族的軍人擁有和遼國軍隊相同的戰術特質：精於騎射，高度的機動力，在五代時期獲得一定的戰果，足以構成一種成功的軍事經驗。除此之外，從戰場地理環境等因素來觀察，也可理解宋初採用彈性防禦的考量：由於後晉將燕雲十六州割與遼國，北方的防線不易以前沿防禦的方式固守。然而，地理因素似乎應該視為次要的考量，不應過度強調其決定性影響的效力。理由是：宋遼之間數十年的戰爭，到1004年宋真宗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告一段落，燕雲十六州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雙方依舊以宋開國時的邊境線為國界。而宋朝不僅接受北方無險可守的現狀，還承諾對遼支付歲幣以換取和平，可見不應高估地緣因素對戰略選擇的影響。31
肆、中共的戰略文化分析
如果Legro關於新近的經驗要比長遠的文化傳統更能影響價值與規範形成的論點具有參考的價值，那麼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戰略思想與傳統進行分析，就是理解當代中國戰略文化內涵不可或缺的基礎。32時至今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闡述戰略理論時，總不忘提及毛澤東在這個領域的30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15。曾瑞龍在書中接受了Edward Luttwak的意見，將戰略分為五個層次，由基層至高層依次為技術(technology)、戰術(tactics)、戰役法(operational art)、戰區戰略(theater strategy)和大戰略(grand strategy)。詳見《經略幽燕》，頁17-21。 31 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17-226。
32 Legro以二戰中德軍未使用化學武器為例來說明此點，請參考：Jeffery Legro, “Culture and Prefer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p.129;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關於中國戰略文化的實證研究可參考：王崑義，〈從戰略文化解析中國的軍事演習〉，《全球政治評論》，第15期(2006年)，頁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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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華，在他於對日抗戰初期發表的〈論持久戰〉一文中已經發展到成熟的境界。33該文發表於1938年五月，毛在這篇文章中，系統講述了對日抗戰中所採用的人民戰爭的要旨以及相應的戰術原理。34
從〈論持久戰〉的分析架構來看，毛的思路遵循他稱之為中國式辯證法的奇正相生原理，配合抗戰的三個階段依序展開，對運動戰、游擊戰、與陣地戰三種戰術形式的先後次序進行安排。第一階段是敵軍戰略進攻，我軍戰略防禦的時期，也是文章寫作期間的整體形勢。運動戰是主要的戰爭形式，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為輔。根據毛的研判，日軍的企圖是要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連結起來。因此我方應以日軍將此三點連結起來的戰略企圖為基礎，佈署持久戰來因應。毛的持久戰思考絕非靜態的消耗戰形式，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敵我實力的巨大差距，若是採用當時國民黨軍隊常用的陣地戰防禦，我方的戰略資源將被消耗殆盡，陣地失守帶來的信心打擊也很嚴重。所以他主張以廣大的國土為依恃，誘敵深入，實施運動戰來殲滅敵軍之有生力量。這個同時包含縱深防禦與積極防禦意涵的戰略思考，實來自過去十五年革命鬥爭的經驗。關於敵我實力差距懸殊、戰爭的持久性、積極防禦與集中兵力之運動戰等戰略戰術原則，都可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找到。35
第二階段是戰略的相持階段，敵方達到進攻的終點，無力再向前推進，此時期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盡可能大量消耗敵人的實力。這個階段中，敵人停止了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而我方仍保有大量的正規軍，除正面防禦部隊外，應大量轉入敵後，分散地配置在一切敵人未佔的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佔領地發動廣泛和猛烈的游擊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266-350。
34 在稍早的1936年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便已經觸及積極防禦的問題，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頁717-720。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頁690-76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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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毛而言，這個階段的戰事將是最艱難的，但它同時也是轉變的樞紐，是抗戰反敗為勝的關鍵。第三階段：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國際力量與敵國內部變化是勝利的重要支柱。此時的攻勢作戰使戰爭形態由內線轉為外線作戰，運動戰仍是主要形式，但陣地戰的重要性大為增加，而游擊戰則扮演輔助兩者的角色。
毛澤東的戰略思考中，對「積極防禦」概念最為出色的運用，是他在處理「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與「內線中的外線」三組對立面之統一的討論。以抗日戰爭的實例來說明36：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採取的是戰略進攻的方針，而中國則處於戰略防禦的地位。然而中方擁有地廣和兵多兩項優勢，對比日軍的訓練有素與裝備精良，切忌採用被動防禦的陣地戰，將戰場主動權拱手讓人，徒然耗損兵力與助長失敗主義的蔓延。相反地，應積極地集中優勢兵力對運動中之敵軍施以靈活的打擊，此即「防禦中的進攻」，也是積極防禦的精髓所在。37從整體戰局來說，落後但地廣人多的中國，只能採取持久戰，而無法迅速擊退入侵之敵。但是戰略層次的持久戰，在戰役與戰術層次，則由於敵強我弱，只能採用速決戰的方針，出其不意地施以打擊，並迅速結束戰鬥以降低我方損失，如此頻繁地執行大量游擊式打擊，即可「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38所謂「持久中的速決」，不僅有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的具體效果，毛似乎更強調其帶來的精神士氣與國際宣傳上的助力。防禦的一方處於內線作戰，而進攻方則居外線。然而敵人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於是在其佔領區域就出現廣大的空間事實上是難以控制的。當我軍集結優勢兵力以機動戰、游擊戰來打擊敵移動之部隊，就成了戰術上外線的進攻，迫使敵部隊處於不利的內線防禦形勢。總結來說，就是以戰役戰術36 也適用於國共鬥爭的經驗。
37 與五代宋初野戰取向的彈性防禦有異曲同工之妙。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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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來實踐戰略上「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再加上國際戰略大局中內線的對日抗戰與外線的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統合。在毛澤東從戰略、戰役、與戰術層面將內外線、持久速決、與進攻防禦加以整合的過程中，積極防禦的戰略文化就是各個戰略要素互動所依托的脈絡。39
繼毛澤東之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從毛手中接下的，是一個雖然無法與美蘇相提並論，但足以發揮嚇阻效果的核武力量，數量龐大但裝備落伍的陸海空部隊，以及奠基於積極防禦戰略文化的「人民戰爭」軍事思想。40鄧並未嘗試更動毛在軍事領域留下的重要理論遺產，在他前半生的戎馬歲月中，人民戰爭已經深深烙印在他所屬的一代人的思維之中。鄧小平著眼的是大戰略的高度，是中國將來該走的道路。結合了對國內狀況的思考與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他在1984年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戰略。41這個與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與革命輸出有所區隔的國家戰略，也必須置於積極防禦的戰略文化脈絡中來理解。42
從鄧小平對「和平與發展」在不同場合的詮釋來看，這個大戰略目標的兩個要素「和平」與「發展」並非同質的概念；相反地，兩者之間也是在一種辯證的關係中互動。和平代表一種防禦性的狀態，一種對外在環境變化的確定性；在和平的條件下，發展才有可能。但和平只是必要條件，許39 部分學者認為，1960-70年代間毛澤東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全國性備戰運動，有縱深防禦的意涵，見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11。事實上，「持久戰」本身就是將縱深防禦與積極防禦結合起來的成果，稍後將討論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則有前沿防禦的要素。這三種防禦類型，應該被視之為分析用的理念型概念(ideal type)，在現實中互相滲透是常見的。
40 Ezra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543-546.
41 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三卷，頁56-57 ；104-106。
42 類似觀點可見：沈明室，〈中共積極防禦戰略的根源、演變與傳統〉，第八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2009年，頁240-243。
62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50, April 2015
多處於和平狀態的國家並未能發展起來，因此發展的動力來自積極的作為。和平發展也就是積極防禦在大戰略層次的表現形式。和平提供了發展的條件，但發展卻可能導致衝突，例如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原料與市場的爭奪，帶來了帝國主義的殖民活動與兩次世界大戰。為此，更需要以和平為目標（而非僅是條件）對發展加以限制，才可能有持久的發展。這就是鄧小平對積極防禦的理解。他的安全戰略是以防禦為基調，而非擴張主義的攻勢作為；但它又不是靜態被動的防禦，為了達成更高層次的大戰略目標，戰役戰術層面的進攻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鄧小平掌權期間，中越分別在1979年與1988年發生兩次軍事衝突的背景因素。
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所確定的軍事戰略目標是十分簡潔清晰的：國家的主權與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43達成這個目標的軍事準則，就是積極防禦，其任務為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和平環境。這就要求人民解放軍同時能夠遏制戰爭和打贏戰爭。在此，遏制戰爭是打贏戰爭的必要條件，經由對戰爭的遏制與避免，可以爭取時間來增強實力，為勝利創造條件，但絕非消極地逃避戰爭與去軍事化。打贏戰爭則是遏制戰爭的基礎，具備了打贏戰爭的意志與能力，或者實際以軍事手段有效地「懲戒」敵人（如中越之間的衝突），才能使威懾具有可信度而能有效遏制更大規模的戰爭。和「和平與發展」相同，「遏制戰爭與打贏戰爭」也是一種辯證的統一。理解人民解放軍一切軍事行動的關鍵是其戰略目標，而國家的主權與安全之維護的目標只有在解決了台灣問題之後才能落實，這就是人民解放軍加速現代化的重要脈絡背景。
43 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47-349。最近的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中，中國政府再度對領土主權問題表達了強硬立場，見：〈美中對話首日，陸堅守領土主權〉，《中國時報》，2014年7月10日， http://www.99jianzhu.com/realtimenews/20140710000018-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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