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化运动中的宗教观
【摘要】 新文化运动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爆发的一场运动，它对中国思想界和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新文化运动对宗教主要持批评的态度，而在被批评的宗教中，基督教首当其冲。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可以看作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先声。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生命社的《生命月刊》、真理社的《真理周刊》和《真光》杂志刊登了大量“护教”文章,成为中国教会人士反击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言论阵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深化了人们对基督教、宗教问题的研究,基督教文化思潮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发展。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宗教替代说；基督教；科学；启蒙
一、关于新文化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悟有很大提高，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彻底的反帝的道路，很自然的把中国的命运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探寻新的救国道路。1919年7月25日，苏俄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无条件的将沙皇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一律放弃，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次年三四月间，该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在文化.工.商等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以上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
二、《新青年》杂志的宗教文化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总体来看，新青年杂志把宗教看作宏观文化的代表物，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的，在刊登陈独秀的集束式批孔文章之前，新青年涉及宗教的论述多与国家民族政治教育道德科战争等联系在一起，且有明显的重西方轻东方，重近代轻古代的倾向。造就新的共和国家和新伦理道德是《新青年》创刊伊始的关注中心，但古代的道德在宗教思想的因袭下根深蒂固，东方西方莫不如此。泰西则迷信宗教之威势，东亚则盲从君主之权利。就西方的国家观念而言，中古时代与近世的差别
在于，前者认为国家源于上帝的意旨，是以宗教神学教会组织等实现间接神政; 后者则认为国家源于人生，是以信仰自由和法制教育实现的民主政治。陈独秀认为，虽然东西方宗教都曾是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但其性质有所不同。古印度的宗教"以现象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定命之说，难言后果，不免流于虚妄。而中国宗教中孔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道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佛教倡导厌世心和出世心，将"一切向上有为字为妄想"，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生事日毁，民性益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主张“神造世人，人生是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所以其危害没有佛教等东方宗教那样强烈。如果说《新青年》早期以西方文化优越论为基础进行的宗教批判还有某种一致性的话，那么从批判孔教开始，它对宗教的认知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从蔡元培的一则通信中便可看出端倪。《新青年》三卷一号刊登了蔡元培的"辨正信"，指出此前刊登的在信教自由会的演说有违他的本意，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改。蔡元培力图纠正此前的"左袒宗教之言"( 陈独秀语) ，和此前"太阳系何悬何放，何为而不堕，非科学所能解论调截然相反，其目的是要改变过去对宗教的积极评价，从而配合《新青年》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批判孔教运动。
其实和蔡元培一样，陈独秀在大量发表批孔文章之前对宗教也怀有某种好感，不但“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而且"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 。但是，康有为等人提议"立孔教为国教"，是要把孔子及儒家学说和宗教捆绑在一起，这使陈独秀在反对孔教时不得不激烈地抨击宗教“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是否把孔教立为国教并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而是是否把孔子思想确立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问题。易白沙、吴虞等把孔子学说和孔教分别对待，认为儒学是"中国古今之学术"，它与"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都有一般的文化意义。尽管《新青年》的孔教批判存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视为对立物的缺陷，但是对忠孝家族制度等级观念的猛烈抨击无疑为新文化的建立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孔教非宗教的说法早在晚清时就有梁启超提出，蔡元培陈独秀等人重新提起，其目的在于以此为武器批判中国旧有文化孔教，不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儒教都不能尊为国教，因为"教宗之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倘必需宗教，
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 。道教、佛教等主张退隐避世，有益社会的作用自然不及富有现世精神的基督教。这实际是采用双重标准来衡量宗教，以对东方宗教的批判达到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吴虞把注意力转向孔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当春秋战国封建制破坏之际，本有机会由宗法社会转为军国社会，儒家的孝悌观念由家庭放大到社会国家层面，无疑将家族制度与政治专制胶合在一起。 孔教究竟是宗教之教还是教化之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它所尊崇的礼教“分贵贱明尊卑，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使国人形成了顺民心理。
随着上海灵学会的成立以及有鬼论的甚嚣尘上，《新青年》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对鬼神的讨论上。鬼神观念本是宗教文化的核心，但《新青年》所打之鬼主要是中国古老的民间宗教与巫术的混合体。相较而，打鬼运动不像反对孔教那样激烈和武断，更多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对鬼神迷信的驳斥。一方面，灵学会并没有像孔教会那样借助于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声势; 另一方面，无论是设坛扶乩还是在《灵学丛志》刊登各路圣贤仙佛的乩词和"鬼照相"，灵学会常常以科学的面目证实鬼的存在，这使新文化运动打鬼有了实实在在的着力点。刘叔雅认为，国人对现世界绝望灰心才相率逃于有鬼之说，降灵扶乩"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陈大齐并未将灵学会的扶乩降神简单地斥为故意作伪骗人，而将之视作无意识的变态心理现象。他从现代心理学出发，认为代神仙写的乩书出于扶者身体筋肉的自动作用，它是由特殊状态的下意识作用产生的。借助于现代科学知识打破鬼神迷信的确不失为一种正确的策略，也易于让人接受。 总之，无论是对孔教佛教耶教等的激烈讨论，还是对灵学派有鬼论旗帜鲜明的讨伐，《新青年》对宗教文化的阐释都与时代思潮的波动密切相关。新文化建设者们并非与宗教家们站在同一平台来探讨问题，而是把宗教作为文化构成体看待，以思想文化革命的眼光对它进行评估和批判。正由于此，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念才显得复杂多变矛盾重重。
三、宗教代替说: 现代化进程中新“神”的寻找和再造
《新青年》对宗教的种种批判是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连在一起的，对教规教义以及鬼神崇拜的挞伐，正是启蒙思想努力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的体现。关于信仰和启蒙，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如下论述:"启蒙的种种教导都是直接针对盲目
性并且还反对那些魔术般的行为。这些行为并不能实现人们对它们所抱的期待，因为人们对其效力的信任是建立在那些能够被证明是虚妄的臆说之上的; 同时也反对那些对问询以及探究的种种束缚，反对各种传统的偏见。民国初期正体现了"虚妄的"传统偏见和新思潮的激烈交锋，政治对思想文化的支配地位并不稳固，宗教在民间基础深厚，其凝聚人心的作用被放大。因此，五四时期关于宗教的诸多争论以及“宗教代替说”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共鸣。
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并认为宗教的诸种功能也需要由科学来承担，宗教之根本作用，重在出世间，使人生扰攘之精神有所寄托耳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必先使人自欺才能达到解脱，这并非真的解脱，只会使人"欲速而不达"。进入近代以来，宗教之不能满足人们信仰心的维系，还在于它对事物的解释归因于虚幻而不可知的神鬼的力量。陈独秀所提到的"科学概念非常空泛，它既不是给物质领域带来极大进步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渗透到各学科领域的科学方法，和后来任鸿隽论述的科学不同。因此，当被问及科学是否能使人达到最终之解脱时，“科学代宗教”论者只好以"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作模糊处理。当陆军学校学生叶挺来信谈到科学家令人"大惑不解者，几比宗教之说为尤甚”时，陈独秀的回答是:“ 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这种解答未免显得牵强，更让人难以认同他的“科学代替宗教说”。
四、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
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陈独秀是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影响了当时社会。虽然他在1918年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中,对于如耶和华上帝等一切偶像作了抨击,认为一切宗教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但是他在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却指出:“宗教在旧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甚至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首先认错的一个人。”1920年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甚至说:“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的言论,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新文化人物,而且也受到基督教界人士的推崇,他的有关言论一再被教会人士所引用。
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深入思考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甚至形成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教会人士徐宝谦回忆说:“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在此时期发轫,我身在首都, ? ?与同事胡君学诚,发起一种基督教新思潮运动。邀集中外教内及教外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在西山卧佛寺交换意见。” 徐宝谦认为,基督教可以对新思潮做出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进步的精神、建设的同情、以道德为标准、行为的彻底。 1921年5月,在中华续行委办会第九次年会上,基督徒知识分子刘廷芳、毕来思、柴约翰、罗运炎等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分别发表了演说。刘廷芳阐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精神扫除旧中国的迷信习俗,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准备;2、它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使人们认同基督教推行的各项社会事业,能够“给基督教所做的工,一个认可的证书”;3、对人道主义的倡导有助于推广基督教“爱人如己”的宗旨;4、社会改良激发基督教宣传真正的社会福音;5、白话文运动有助于培养教徒的灵性修养;6、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促使人们去研究基督教。因此,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主赐教会的一个大机会”。毕来思认为,新思潮的大众传播、白话、科学、自由思想,均来自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不仅应“导源”,还应该负责指导、约束、警戒、鼓励和劝勉。柴约翰认为新文化运动呈现出的打破旧式文明、批判现存制度、主张民主科学精神、博爱等特点与基督教的需要是共通的。罗运炎认为基督教可以在新思潮中表现本身与科学理性无间,新思潮是“无上布道机会”,“我们基督教会,须要利用新文化的运动,去襄助推广上帝的国度。”刘廷芳在《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宣教师的责任》一文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前途。不但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增长,有无穷的、雄伟的、远大的前程。”甚至提出基督教与新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相反“有些信徒,从新文化运动,得了一种猛进的精神,起了革新的志愿。”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是持欢迎态度的:一是肯定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有其积极的方面;二是肯定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精神;三是肯定新文化运动对改良社会所起的作用;四是肯定新文化运动对爱国运动的影响。其实基督教知识分子
在强调基督教信仰、追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并未完全否定放弃中国文化传统,因此有学者认为:“总之,近代儒学对于西学东渐基本上是一种形下层面的反应性的吸纳,然而却仍然保持着极其强烈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五、结论
倘若我们细致考察基督教文化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我认为首先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其抱着充分肯定赞赏的姿态,刘廷芳曾从六个方面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使国人造成了一个新的人生观”,“给国人一种新希望和新胆量”,“教国人明确的领会科学的重要”,“使人得一个新的舌头”,“介绍一个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粹,并且教人用一种平允公正的知识,判定国粹的价值”,“教人民如何思想”,他提出“根据基督教教义,找出一种足以代替战争而能根本地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案,是中国基督徒当前的唯一任务。”简又文倡导基督教救国主义,他说:“我信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可实行,而必得成功的。若问基督教将如何救中国?则答曰:基督教将以基督教的人格来救国。基督教的人格是:忠的、诚的、仁的、义的、为公的、舍己的、虚心的、贞洁的、协力的、合群的、负责的、组织的、毅力的、永不绝望的、为国家为义理奋斗至死的。”在救国救民的视角中,以基督教救国的角度倡导基督教救国主义。有人甚至说:“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新思潮上的指导人,就是新文化中的教育部。我们若不做他们的光与盐,那么新思潮与新文化是有何等的危险?”虽然,这有诸多夸大处,但是基督教知识分子关心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文化现象。从某种角度说,基督教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其次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深化了基督教、宗教问题的研究。虽然,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呈现出偏激甚至武断的倾向,但是在该运动中促使人们开展有关基督教宗教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在整体上深化了对于基督教、宗教问题的研究。在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中,《晨报》、《先驱》、《少年中国》、《广州群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报刊刊载了许多非基督教非宗教的文章,陈独秀、汪精卫、王星拱、李石曾、沈玄卢等成为非基督教非宗教代表性人物。《生命月刊》、《真理周刊》和《真光》杂志刊登了大量“护教”文章,刘廷芳、徐宝谦、简又文、赵紫辰、张亦镜等成为护教的代言人。
最后是基督教文化思潮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发展。在启蒙主义的思潮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追求,在反封建旧礼教的呼声中,将“立人”放到重要地位,强调人的尊严与人的欲求,在对于平民主义、人间本位主义、劳工神圣等的追求中,呈现出鲜明的人道色彩。与封建伦理道德严格的君臣父子伦理等第不同,基督教文化注重贫富智愚无差别的平等博爱,这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所推崇基督教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史 王桧林 郭大钧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 杨剑龙
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 严锡禹
《新青年》的宗教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的路向选择 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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