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复习题
1.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 GDP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还很艰巨。请谈谈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与认识。
答：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
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人口数量已超过13亿，每年以年均7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第二，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看，中国仍处在世界后列；第三，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看，中国人民生活仅在总体上达到小康；第四，人均资源占有量少，面临很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第五，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上看，中国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总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这“三个没有变”和“三个世所罕见”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清醒定位和科学认识，是准确观察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出发点和落 1
脚点。
我们要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及各方面方针和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请结合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考验，谈谈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答：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考验主要指“四个考验”和“四个危机”。“四个考验”包括党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四个危险”包括党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
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是我们党正确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给我们的历史启示；第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要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和危险，经受考验、化解危险，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代中国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必须正视现实问题和风险挑战，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样才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全面进步。 2
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等方面，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对于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经济发展，蛋糕做大了，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分配公平了，蛋糕分合理了，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请结合实际评析上述观点。
答：我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时更应注重社会公平。当前，一方面，贫富差距已经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明确，提法的某些改变基本属于政策性调整，而不是基本分配制度和基本分配原则的变化，更不意味着在牺牲效率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
综上所述，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应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注重社会公平，提高国民素质。如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形式，率先富裕起来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调节，富裕起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
4、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请结合实际，谈谈为什么要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答：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包括：1.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2.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想3.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4.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5.兼顾不同阶层利益的思想6.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可以看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基础，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均是为社会和谐这一目标服务的。
5、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各有不同的评论和预测，“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 、“中国责任论”等各种论调反复出现，仅“中国威胁论”就演变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核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各种论调。如何认识和评价国际范围内关于中国的各种预测？
答： 事件背景：
近段时间，国际上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责任论”突然增多了起来。“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大国责任”……大有把中国搞成“责任”代名词的势头。一些西方人士把对中国的不满与忧虑，统统转换为中国的“不负责任”。
“中国威胁论”的演变
“中国威胁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 4
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但是，在“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盛行的同时，对中国的责任期待作为中国未来预期的另一方面也一直存在。 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上台、美国继续调整了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才逐步突现出来。2005年，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又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声称，“美国的目 5
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美国所带动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威胁论”隐声匿迹，“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2008年9月15日，美国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台，美国银行系统内部的“次贷问题”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中国收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进一步上升，其集中体现就是关于G2和Chimerica的说法。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林毅夫和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写的“经济复苏取决于G2”一文，他们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这两个词都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发展的事实提出来的，主要是分析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不无道理。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少数学者和个别战略家将G2一词上升到政治层面，特别是提出一种中美共治的制度性领导结构。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在实践 6
中也行不通。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认可中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把中国列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浓缩了亚洲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但是，对未来的道路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还是相反，中国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美国认为，中国还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第二，认可中国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迹象。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在二三十年里，中国已经摆脱贫穷和孤立，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以前反对全球机构；如今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世贸组织的永久性成员”，“美国对保持和平发展承诺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机制和准则，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安全领域，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中国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的过渡还不完全”，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还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中国的责任期待内容很多。具体说，经济上开放市场，增加内需，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关系；政治上加速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军事上增加军事透明度；外交上帮助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及热点问题，如朝鲜、伊朗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环境上减少废气排放量使之符合国际排放标准，等等。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就是要以美国模式来塑造中国，并要求中国与美国合作来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尽管这表现出美 7
国的天定命运的傲慢，但是，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表现出美国的合作意愿和姿态。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把握的好则可以乘势加强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把握不好则可能或损失自身的形象实力或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范围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责任大国形象的建构及其挑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积累，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关注的反应之一。与此同时，希望中国做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国际环境下，中国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开始了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历程。在战略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观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在实践层面，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从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看，1994年中国参与的数量是50个，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26个，但是到2002年，中国参与数量达到163个，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政府间组织，成为少数几个参与国际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次，中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区危机的解决，并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积极斡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再次，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积极与美国合作，对美国在物质和道义上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在周边关系上，中国积极实践新安全观，倡导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发展与东盟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关系上，中国积极减免发展 8
中国家的债务，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与技术援助，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总之，从理念到实践，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在树立责任大国形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定认同。可以说，目前兴起的“中国责任论”正是在对中国实力与责任某种认同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树立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第一，体系大国与责任大国的冲突。作为体系大国，中国外交的任务就是维持大国的地位，为此，必须以保护和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以维护主权独立下的经济与军事利益为核心利益。而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要求中国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外交目标，而不是仅仅考虑综合国力的得失和相对利益。两种身份要求存在着矛盾。第二，维护体系秩序与修正体系秩序的冲突。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主要工作是低调融入国际体系，并逐步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是，中国的责任定位不仅在于维护，而且在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维护和修正之间如何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而不至于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对抗性冲突。这需要掌握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平衡术。当然，这种平衡术的运作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责任，美国更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在价值观与利益再分配层面，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容纳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美国在对中国的责任要求方面，表现出强硬的单一价值观诉求，这种价值观诉求是美国不可妥协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真正体现，还是隐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这一点很难区分。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逻辑，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两个方面对中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单方面要求中国对美国负责，对美国妥协，这将是中国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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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责任战略框架
无论是从当前外部“中国责任论”的压力看，还是从中国自身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与挑战看，都迫切需要中国领导人和学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的全球责任定位问题。根据以上国际国内压力与挑战两方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责任定位可能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与美国积极沟通和磋商，争取双方达成更多相互谅解与必要的妥协。中国责任论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也在于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而缓解安全困境的唯一途径在于多沟通多协商，通过种种场合的互动，逐步在相关问题领域达成共识或谅解，甚至建立战略互信。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本身也在积极构建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这一原则性框架上双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双方的对责任大国定义上存在着差别。这就需要中国利用一致性原则框架的一致性，在具体问题上与美国展开积极对话、沟通、磋商和必要的相互妥协。这一方面中美双方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不够，仍需继续努力。
第二，体系大国优先于责任大国。责任能力往往以体系大国为基础，只有自身实力强大才能更好的成为责任大国。在此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本身还很落后。所谓的中国GDP冲入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数字游戏，而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与其它强国的实力对比。以外汇贮备为例，西方国家普遍实施“藏汇于民、藏汇于物”，而中国实施强制性结汇的金融制度，企业在海外赚的大部分外汇得卖给中国银行，国家定期公布外汇储备金额。所以，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在官方，民间很少。2006年，日本和美国的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多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这些政府是不予过问的。同期中国的民间外汇贮备只有1600亿美元。到2006年底，我国官方 10
外汇储备为10663亿美元，而截至2006年9月，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为8486亿美元，表面上看中国多于日本。但是，算上民间贮备，美国和日本实际的外汇贮备要比中国多得多。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反映了美国的利益需求。美国的利益在于通过转移责任降低其霸权成本，从而更长久的维持其霸权周期。从目前看，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来说还非常虚弱。中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发展，强壮自身实力的国内责任大于分担体系运行成本的国际责任。如果陶醉于美国送给中国的“责任大国”的荣誉光环，过早过多的承担中国目前实力所不济的责任，势必影响发展，从而最终影响中国的责任追求。
第三，地区责任大于地区外的全球责任。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这可能是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长期原则。首先，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而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主要看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否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必要的地区责任有利于中国改善中国的周边关系。其次，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只能算作一个地区大国。再次，从中国的地缘环境看，中国很难成为海上强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只能谋求地区大国地位，承担地区性责任。最后，从地区现状看，中国周边还潜藏着很多矛盾与冲突。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等等，这些地区潜在冲突都与中国有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及安全利益，考验着中国责任大国的智慧和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根基。
第四，慎言慎行，不主动承担责任，更不要去抢美国人的责任。历史经验表明，不承担责任受到指责的危险要远远小于主动承担过多责任的风险。一战前的德国因主动和过多的承担责任被视为野心勃勃而遭到欧陆国家的围堵。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而急于承担责任而被美国视为一个可尊敬的敌人来制定其行动纲领。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由于其霸权地位而对其 11
它国家实力的增长非常敏感。当他意识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赶超美国时，他就会尽可能夸大该国的能力与潜力，使其成为假象敌而凝聚美国的力量。所以，中国必须时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霸权心理，避免因主动承担责任而招致美国对中国的敌人意象。
第五，多谈维护体系责任，少谈塑造体系的责任。维护国际体系表示中国要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欢迎的。塑造国际体系，表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这势必继续刺激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少谈不等于战略上放弃中国的理想追求。从实际效果看，融入与塑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充分的融入过程塑造就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另一方面，只有先充分融入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后，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国际社会。在融入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改革。在普适性价值观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具体道路选择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模式，避免造成内部动荡和混乱。
（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
至今“中国威胁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人种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人口威胁论”等等。众多的威胁论几乎涵盖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关于这些言论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西方“人性恶”观念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首要原因，“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既反映了国际上某些人面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诚惶诚恐、焦躁不安的心理,又反映了他们想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险恶用心,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就出于他们极端的“人性恶”传统思维模式。二、地缘政治因素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原因—主要指中日之间。三、美国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偏见是形成“中国 12
威胁论”的现实原因。四、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
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将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二)、“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军事实力必然增强，从而会走上军事扩张之路。(三)、“中国文明与意识形态威胁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对西方构成威胁。(四)、其它威胁论，例如，认为中国在粮食方面会对世界造成威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快慢、是否强大，而根本上在于它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威胁论”思想的实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中国威胁，为自己扩军备战，出售军火谋取巨额利润。应该看到，真正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威胁的，不是发展着的爱好和平的中国，恰恰是那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对此，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象有些人估计的那样强大，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很难说会对他国构成威胁，其次，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各国带来好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向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中国不发展经济，反倒会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威胁。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再次，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军事预算是有限的、低水平的。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最后，在粮食需求上，中国不会对世界粮食的供求造成巨大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农业的发展， 13
我们将完全有能力来养活自己，决将不会走上依赖谷物和肉食品进口维持生存之路。中国威胁论只是外国用来讹诈和绞杀中国的工具。第一、经济绞杀。砍断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翅膀，中国威胁论一出，中国企业在国外寸步难行。中国的产业几乎已经被国外资本收购一空，但是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却困难重重。第二、民族软化。束缚中国一部分国民对外走出去的胆量，捧杀另一部分国民对本国的清醒认识。第三、军事压制。诱骗中国把有限的经济实力捆绑到无限的国土防卫之中，再也无力进行世界争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是美国军队，这一点勿容置疑，可是少有国家喊过美国是威胁。中国军费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却总有人无时无刻不在喊中国军费增速快，中国军队是威胁。“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伴随着国家实力上升以及不断走向全球的脚步,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运用新获得的力量日渐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部分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始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责任论”的出台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现实中不断碰壁有密切关联。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的转变表明,国际社会希望影响或约束中国运用权力的方式,进而规范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美国一方面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一道处理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另一方面又在东亚地区保持美日同盟、构建东亚安全机制、强化美印关系以及建设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亚地区秩序,以此遏阻或防范中国崛起,这促使中国学者对“中国责任论”持较多的保留态度。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较为中性、客观,它更多地从积极和正面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国际角色;在方式方法上更加强调对话与协商等接触性手段,而不是孤立与制衡的遏制性手段;在理论色彩上更加突出自由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色彩,不是旨在阻止中国追求更大的权力,而是鼓励中国在融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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