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城,大城之伤(2)

这种不均衡的社会结构带来的三大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也是中国的城市这个聚集的空间范围内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而且跟整个国家相比，在城市社会不和谐、不平等、不稳定，会表现的更为集中和凸显，因为这是个相对狭窄的空间，而人口规模又是如此之密集。

在这种国家增长主义导向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城市增长主义的现象：

第一，在城市里，空间成了生产或者工作设施的场所，而不是生活设施和社会交往的场所。

第二，土地变成了商品，而不是实现我们诗意的栖居的载体。甚至说，我们都没有实现栖居，更不用说诗意的栖居。第三，流动人口只是被看成了劳动力，但没有被看成是市民。在增长主义的城市里，我们也可以在看到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但背后其实是反常。比如，道路为车而设计，说明了步行的危险性；大道过宽，它阻止了个体和零售业的活力；住宅密集排列，无邻感；住宅区规模过于庞大，以至于人们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纽带，等等等等。

这些表明了什么？“这是他们的城市，但并不是我们的邻里。”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迷失在城市中，而社会权也迷失在城市治理中，这是中国城市在转型中双重的迷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权是个陌生的概念，当我们讲到公民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只讲到政治权利，但从来没有意识到，跟政治权利相比，跟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有社会权，它包括社会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涉及到社会保障权、健康保护权、住宅权、生活环境权、家庭权，以及父母、未成年人、残疾人的权力。

它的迷失，具体体现三个方面。

第一，非个体体验的空间规划。每个规划师都是充满激情的个体，但在巨大的架构中，很多时候要将个体生活体验放在一边，因为你要完成的、任务，甚至别人要求你完成的任务。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空间规划并没有体现个体生命体验，

第二，非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我经常讲，中国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体主义，中国是家族主义，家庭在中国的社会关系纽带中充当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在国家政策设计中，还是在城市制度设计中，我们很难看到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我们没有把家庭摆在最核心的地位。如果，家庭在城市里面感受到安全和安宁的话，那一定是个美好的城市。

第三，生活和工作相比，被界定为私人议题。我们在城市里面，尤其在城市的制度设计和规划当中，缺少关注生活的公共议题。那么这里我特别提到“闲暇议题的私人化”，在中国人看来，闲暇就是个人问题。那么，闲暇究竟是什么呢，是个人不受限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使用的那部分时间，闲，即倚门望月。在我看来，闲暇是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相关的，是重大的公共议题，尤其是城市治理的重大公共议题。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给人带来闲暇的感觉，没有可以产生闲暇感觉的设施，没有人产生闲暇的感受，那么这一定不是个美好的城市。

无闲暇的城市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无闲暇的政策设计，我们的设计，是不会让你留下闲暇的空间，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个人的问题。近几天，某大学门前的广场上，很多大妈跳舞，充满市民气息，其实只需要声音小一点就可以。但最近那里在改造，放上很多花花草草，占据了大妈跳舞的空间，让他们跳不成。城市里有很多的价值冲突，比如说噪音，安静，我们本身的自由和自在，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很多时候冲突面前会忘记人本身。

在公共议题中，即使出现闲暇，也是为了增长，比如说黄金周，旅游产业的发展等等，我们在其中提到闲暇的时候，都是为了增长不是为了生活，这是个无闲暇的城市，而我们都是城市中的“无闲阶级”。“无闲阶级”的表征是，不自由，不健康，不舒适。最近有规划提出新的概念“我们要打造令人愉悦的城市”。当你没有闲暇的时候，是不可能真正在精神层面去愉悦。简单说，中国的“无闲阶层”已经成了社会的底层，无闲暇不能胡思乱想，就没有想象力，无闲暇就不能胆大妄为，所以也没有创造力。马克思预言，未来的社会是什么？衡量财富的真正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

直到现在，我们的增长仍然让我们在衡量财富的时候，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不是用自由时间来衡量。这点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到处弥散着城伤和乡愁。乡愁是什么？我琢磨了一下，乡愁是家园感，那是你的家，第二不用工作，当你回乡的时候，你不在工作状态。第三，那是个熟人社会，第四，有很多传统记忆，可能是一个小吃，可能是一棵大树，可能是一条小溪，可能是一块泥土??总之，它带来的是传统的记忆。第五是宽广的空间感，你的家乡跟自然是贴近的。

跟乡愁对应的是城伤。第一，对于很多外来的人，甚至在城市待了十年还觉得是外来人口的人，他觉得这不是我的家，无家园感。第二，在城市里，几乎每时每刻处在工作状态。第三，在城市里面那些巨大的小区里。你其实处在陌生人社会。第四，没有熟悉的传统和记忆，你甚至想不到一个小吃，一棵大树，深深烙印你心中。第五，很多时候城市带来的逼压的空间感。为什么有这么多乡？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城愁！

解决乡愁，必须把我们的城市变成我们的家乡，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我很忙，我没空（当然，不好意思我也经常说），这不是一个私人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急需反思的城市公共议题。什么你在城市里没有时间去旅行，在你的城市里为什么不想去旅行，而是逃到其他城市去旅行。我认为，一个足够美好的城市，是愿意在我们的

城市中去旅行，你不需要远行，不需要去他乡，就可以实现远行的梦想，这是你的城市。

三、城市新常态必须构建新的治理模式

虽然我前面所讲的很多问题都是城市政府的问题，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绝对不是城市政府独舞的过程，而是大家一起来行动，包括我们的规划师，你们特别重要。

城市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当下城市治理模式没有办法匹配1978年来已主动发生的市场的转轨和由于市场转轨被动发生的社会变革。里根曾经说过，政府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政府就是问题本身。当下中国政府的转型特别重要，所有的问题都会掌握在政府手中。在新常态下，我们必须有新理念，促成新治理，实现两个回归：让城市回归社会，让治理回归权力。

我们可以呼吁什么呢？

第一，必须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教育、住房、养老、医疗政策必须回归到公共服务的本位，生活和闲暇必须成为城市公共重大议题，并且成为城市的决策和规划重要理念。举个例子，美国现在丢失的孩子，找回来概率是97%，而中国丢失的孩子找回来的概率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连丢了多少孩子我们都不知道。要知道，曾经美国找回概率是60%，之所以上升到97%，与三个走丢的儿童大有关系，其中一个儿童的父亲去议会演讲，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把发射出去的航天飞机都收回来，为什么不能把丢失的孩子找回来，这句话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关于儿童基本权力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好的制度设计必须真正回应公民的个体生命体验。

第二，面向弱者的城市规划。城市跟乡村相比，是强者的天然的聚集地，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千百般政策工具中的一种，有责任去平衡和调节这个城市社会群体间的关系，让它更均衡。城市规划者有责任通过空间设计去保护弱势者在城市中不受到伤害，甚至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城市规划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技术和治理手段，而是非常强大的社会关系的调节工具。唯弱者得安宁，城市方得安宁。很多城市尤其人口流动率高的城市，犯罪率也高，是因为相对过去，他们没有在城市中获得相对安宁的环境。所以我再次呼吁城市规划虽然是一种更科学的技术手段，但在科学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责任的底线，我希望有更多的面对弱者的理念应用到城市规划。

第三，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对话，是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不仅人与人，而且人与物，物与物也要对话。人与人对话，指的是城市的公共决策过程更加透明，这种对话，不仅是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也包括规划师和市民，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之间对话，人和物对话，意味着我们要去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必须建立基于空间的发展。事实上，在未来的发展理念中，城乡不再是二元划分，而是基于空间的均衡设计。要特别强调的是，物与物对话。我们的城市之所以出现很大问题，不仅是因为人和物对话的缺失，人和人对话缺失，也是因为物与物对话缺失，谷歌公司做出的汽车，当装上传感器，就可以对话，这样人就会觉得更安全。现在我们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车与车不对话，所以经常容易发生碰撞，大的科技、数据不仅是让我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是还可以提升对话水平和层次。

第四，走城市创新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什么？“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在一个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我们面临全新的城市治理时代，所有人从观察者变成塑造者、创造者。未来城市治理的质量，取决于每一个人。举个例子，英国“我修我街”项目，当城市街道坏了，让公众参与进来，对基础设施的破损进行回应，调动每个人积极性。还有个例子，巴黎市长拿出全市预算的5%用于吸纳市民意见，聆听意见，让市民投票决定钱怎么花，可以看出，主导权重新从政府回到我们手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足够能力成为城市主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我想呼吁，我们应该成为更加天真的城市从业者，包括管理者、规划者，还有像我这样的城市和研究者，当然，这里的天真是有立场、有情怀、有坚持。很多人问我，你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我看来，不是左派太多，也不是右派太多，而是随机应变派太多。这样一场巨大变革面前，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该坚持点什么。

曾经有个学生跟我说，自己很幼稚，我告诉他，你曾经的幼稚就是你当下的初心，你当下的初心其实就是你未来的回忆，甚至是未来的成就。在这个社会，如果知识分子都不天真的话，它还有救么？

我讲了很多城市应该怎么样，但不少官员抱怨，何老师，现实太复杂了。我告诉他，我并不是不知道社会的复杂性，我只是在告诉你，这个社会和时代，总要有人坚持点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初心。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公民的生命体验能够影响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