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人世间凡事总有一个缘字，好是缘，恶也是缘。人有人缘，文有文缘，认识一个人，读到一本书，都是有缘分的。就说我和郭伟吧，他在西北兰州，我在江南宁波，如果不是因为有缘在邯郸“第三届中国西柏坡散文节”表彰颁奖会上相遇，那么我们就没有机会认识，至少现在还不认识，我也无缘读到他的散文集《行者的足迹》。
我从邯郸回来不久，就收到郭伟寄来了他的《行者的足迹》。这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散文学会林非会长作序的散文集，外观骨感，内质大气，而且无论是外观还是内质，都蕴藏一种隐约的动感。我在读郭伟散文的过程中了解到，郭伟是位地道的西北汉子，他理解散文的博大和宽容，热爱生活，热爱散文，广交天下文友，全国各省都有他的读者，现在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成熟的散文都有一种溢出文体之外的味道，我在郭伟的散文里就读出了文体之外的“西北之味”，而且很细腻。对！就是那种“细腻的西北之味”。《行者的足迹》的整体风格是西北的，是浑厚的，就像他脚下的黄土地。但是，具体到某一篇散文里，他又是细腻的，抽丝一般抽出了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实感。
郭伟有不少“新散文”派的师朋好友，而且可以说是写新散文的高手，但郭伟的散文不属新散文类，他似乎是在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写作之路，对于现实生活不雕琢，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表达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哲理，从不会为哲理而理，从不谄媚生活，生活在他的眼睛里就像一块质朴的全棉纺织布一样厚实。郭伟在散文里对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表达，对于时下“商业时代”的一种反动。在这一“商业时代”，友谊和亲情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已经是为了自己某些很微小的利益都可以随之可以抛弃的了，而在郭伟则是不弃不离，始终坚持人间难得的真情。就从这个角度讲，他的散文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声音。
《一只船》尽管是大篇幅写他少年时代的顽皮，但时不时有思想的流露，有人之本性的展示。比如对于自由的态度——“跑出遣送站后我才感到了获得失去自由是多么的惬意和美好，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我眯着眼睛久久地注视着天上瓢浮的一朵白云，我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仿佛天上飘浮的哪朵白云一样自由自在。”饶有兴趣的是他下意识地对文革的态度，很有可读性，那个年代由于他对那些造反派的不满——“我们钻进辩论的造反派的人群中听他们辩论，听得不耐烦时，我就照着不知哪位造反派的小腿跟，抬脚一顿乱踢。因为我个子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踢完后撒腿就跑，我觉得很过瘾，我让你们批走资派，踢死你。”这个动作虽然不乏稚气，但仍然可以感到在那个风云变化的岁月里，小郭伟是顽皮，可他不乏本性中的正直善良和打小就有思想有主见的个性。
一篇好文章结尾很重要，有经验的作家在创作中是颇有考究的。《一只船》的结尾，郭伟确实做了很精心的布局。我看到他在结尾时，很巧妙地介绍“一只船”的来历，而且是借调了一张旧报纸，是从旧报纸中看到的——“左宗棠摩下的湘军征战西北，有感于乡关万里，顿萌叶落归根之念，遂筹资在此地营一所义圆，用来暂放亡故江南人的灵柩。”是啊！老年代的人的灵柩在此，而老兰州呢？这近百年里那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呢？他们对于“一只船”会有什么样的记忆呢？那些埋藏在“一只船”里的对于岁月的记忆呢？郭伟用象征性的意象结尾，提高了整个散文的文化品位。
我在阅读《行者的足迹》的过程中，注意到郭伟散文集的另一特点就是写情。写情就涉及写人，写人散文在我看来应算是散文中相对难把握的技巧之一。郭伟在写人的叙述中，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他自己的抒情底线。他用重在“刻画细节”的手法，做到了“饱满而不煽情”。如在《一只船》里写到的父亲，小时候因为顽皮超奇，被父亲打是正常的，但有一次因为玩黄河边上的快乐被水上派出所逮了个正，告到父亲那里也是很自然的事，他以为闯下这样的祸挨打是肯定的，可是父亲并没有打他——“然而，当警察走后，父亲竟然没有打我，也没有说我，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父亲给了我十足的面子。”他在《一只船》的记忆里，父亲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他用白描的手法写到——“父亲在我眼里很年轻、英俊、潇洒，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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