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6日上午，一个女子，杨元元，在上海海事大学女生宿舍的卫生间里，用两条毛巾打结紧系在水龙头上，半蹲下跪，以最屈辱的方式的结束了自己的三十岁的生命。 上海海事大学真的很会遮掩消息，一如所有中国的大学一样，一次次把那些不见天日的事情永远埋在了校园的高墙绿荫里。要不是半月后“天涯杂谈”的一篇帖子，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个女子，她曾经怎样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过，又怎样在深重的绝望里以最屈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早已不堪重负的生命。
依旧是司空见惯的推卸责任，依旧是想出个几万块钱了事，依是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他们没有任何过失。我不知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的女子，怎么可能在六岁丧父后和寡母幼弟相依为命在一个人情冷漠的社会里忍受了三十年；我不知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子，怎么可能在母亲失业的情况下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养活了一家人自己读完了大学还继续供养弟弟读博？我不知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怎么可能带着母亲读书哀求学校施舍忍受周围人的白眼嘲笑？我不知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子，怎么可能在还不清助学贷款被武汉大学扣下毕业证学位证的情况下打了七年零工还清了欠款？我不知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子，怎么可能在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还是没有一点怨恨以最沉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把上面的任何一条加到那些心理健全的专家学者身上，他们会不会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子的勇气？每次出事后，总会有一帮御用专家站出来，用着似乎冷静科学的口气，给当局做着无罪证明的辩白：煤矿爆炸是工人没有正确执行操作程序，公交车起火是有乘客在上面自燃，学生自杀是他们心理承受能力差，我们的专家总是能给最合理的解释：死的都是该死的！
有人指责元元的母亲为什么不去打工过活非要和女儿挤在学生宿舍里，元元的弟弟为什么要读博不去挣钱养家，俨然元元的母亲和弟弟成了逼死她的罪魁祸首。特殊的家庭环境，确实有让母亲和弟弟过份依赖她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然后元元的母亲是怎么从那家“伟大的国企”下岗的，你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吧？想象一个单身的母亲是怎样把女儿儿子从小拉扯到读大学的，那些骂着元元母亲懒惰不去找工作的人可给他们伸出过一分钱的援手？而在这期间，我们伟大温暖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做了什么？三个人相依为命，本来就有着我们常人不能想象的亲情关系，请那些理智冷静的人不要再随意猜测去污蔑死者污蔑死者的母亲了。没有去亲身经历那种处境，你知道要在中国这个社会活下去有多艰难吗？
元元的弟弟读博，和元元后来读研是同一个原因，穷人家的孩子太相信当局的空头许诺了，他们以为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他们以为国企都是的选拔的公务员都是考进的在这个社会上是要凭真本事吃饭的。试问，本科要毕业时给你个直读北大博士的名额你要不要？然而这件事终于让我们明白，穷人的命运远不像当权者描述的那样，无论是武汉大学还是北京大学，无论是读硕士或读博士，穷人，在这个畸形变态的社会，你就该永远呆在社会最底层的位置。面对手中的权力，面对百元大钞，面对层层的人际关系，学历知识只不过是有权者有钱者一块华美的遮羞布而已，而幼稚天真的我们，受了当局的教导，竟然以为在中国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可惜权力的圆桌边没有设下知识的位置。
还有人说元元的弟弟读博时也可以边打工供养家庭边读书，看来当局极力宣传的勤工俭学真的深入人心。在中国做学问搞科研，你得是个三头六臂的全才，既要在三年内好好读书做实验发表几篇他们要求的所谓高质量学术论文，还在在外努力打工养活自己交学校的各种费用，同时你还得思想上进进学生会当班干部积极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政治上努力学习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参加党组织生活，同时要去考各种证书准备着自己毕业后的找工作。当我们一遍遍抱怨出不了科学成果得不了诺贝尔奖时，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给他们科研的环境了吗？如果一个在实验室搞科研的人，还要同时想着我下午六点的家庭课；明天上午九点的学生会卫生检查，晚上七点的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党组织生活；后天上午八点的人力资源考试，下午的去拼凑要上交发表的论文，晚上七点的全院文艺汇演??我们还能指望这样的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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